摘要

  • 阿姆斯特丹 De Digitale Stad 于 1994 年 1 月以为期十周的公共实验起步，之后必须找到能够延续项目的制度和财务形式。
  • 用户可以作为“居民”进入城市式网络，但这个隐喻并没有在 DDS 内建立市议会或赋予用户正式民主权利。

一座城市，只先开放十周

1994 年 1 月 15 日，阿姆斯特丹市议员 Frank de Grave 为 De Digitale Stad 揭幕，这个项目通常简称 DDS。它由文化中心 De Balie 与荷兰黑客团体 Hacktic 合作发起，时值地方和全国选举。最初计划只运行十周。这个期限很关键：DDS 是一项公共实验，用来观察普通居民是否会使用联网通信；它起初不是一项已经拥有稳定授权和常年预算的市政公用服务。

城市隐喻让陌生系统更易理解。用户可以成为居民、到广场走走、进入咖啡馆或寻找市政厅。这个设计为计算机网络配上本地地图与社会语言。1994 年的 Com-Net 会议论文同时提到阿姆斯特丹的公共终端和拨号接入。同期《De Gids》杂志文章称进入服务是免费的，项目由补助支持，同时指出早期连接很快因涌入的用户而出现拥塞。对访客来说，进入价格可以是零；维持服务仍需要设备、电话线路、工作人员和公共资金。

一篇同期会议论文给这个运营缺口标出了金额：作者估算系统每月成本为五万至六万荷兰盾，并称居民没有为系统的持续运转付费。该调查还显示，明确愿意无条件支付接入费的人不多。这些是论文作者报告的估算和调查结果，并非审计后的收入账目，也不是荷兰所有家庭的代表性测量。不过，一个核心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线上公共空间能否让用户轻松进入，同时由其他机构承担保持它开放的成本？

“居民”是界面角色

城市并非单纯装饰。它把陌生功能转化成地点，也让人有办法彼此相遇。但 Marc van Lieshout 于 2001 年发表的研究明确指出一个重要边界：DDS 从未设立市议会，也没有把民主权利赋予系统中的“公民”。订阅者可以在界面里当居民，却不会因此成为拥有明确投票权、受托权限或对运营者可执行请求权的数字市民自治体成员。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参与。DDS 提供讨论与通信场所，其面向公众的设计也试图让居民、政界人士和政府彼此接触。它意味着不能把“公民”一词当成共享权力的证据。地图可以让线上空间变得易读，却不说明谁能够更改规则。在 DDS，项目由一个组织协调，组织与公共资助者的关系会影响它能否延续。界面中的市政厅只是一个地点，账户持有人没有因此接过市政厅的权力。

技术设计也影响了参与的方式。DDS 1.0 使用 Freeport 软件，以街道和建筑名称组织文字界面。1994 年 10 月 15 日，DDS 2.0 增加了图形化 Web 界面。浏览因此更直观，但研究和 DDS 自己的项目记录都提到代价：实时聊天、邮件以及部分社群空间仍要通过文字式 Telnet 会话进入。新的视觉界面降低了一道门槛，却留下另一道。一个“居民”可以看见这座城市，但要在里面发言，仍得学会另一种交互方式。

试验项目需要一套运营章程

面对实际兴趣，十周显得太短。DDS 后来的项目回顾称，数周内就有一万人注册，二十条电话线路全天候被占用。注册人数不等同于活跃用户，线路占用也不是互联网流量指标。更稳妥的读法是：DDS 自己留下的回忆表明组织承受了很高需求压力，而不是一份数字城市的人口普查。

项目能否延续变成制度问题。van Lieshout 写道，组织者请求更长期的资金支持，但没有获得结构性补助；他们得到资金维持到 1994 年底，并须制定业务计划，争取在下一年实现自立。DDS 的十周年回顾则说，阿姆斯特丹于 1994 年底决定不提供长期结构性补贴，DDS 在 1995 年初选择继续并转向自筹。两种说法对发展方向基本一致，却从不同位置回顾当时的决定。十周年回顾没有列出之后完整的收入账目或补助清单。

延续下去不等于把公共试点原封不动地维持下来。DDS 于 1995 年成为基金会，并持续调整技术与组织。第三版界面于同年 6 月开放。荷兰国家图书馆保存了 1996 年冻结版本，并称 DDS 于 2001 年结束，是因为难以再与商业互联网供应商竞争。Waag 的历史强调市政补助停止；DDS 自己的记忆则强调早在 1995 年就开始自筹。现有资料无法说明市政资金后来是否恢复，也不能确定它在关闭时占多大比重。比较稳妥的结论是：受欢迎的试点仍然需要一种运营模式；公共知名度并没有决定谁来出钱、谁来治理。

城市隐喻能说明什么，不能说明什么

DDS 展示了一个简单、地方化的框架，如何把用户引向协议和语法都很陌生的网络。城市隐喻帮助了采用，却不能单独规定权利、代表性、成本或问责方式。本文借用了 Heng Lu Note 64 的一个编辑视角：易于接受的初始规范有助于自愿参与，但仍须说明未来决策由谁作出、在哪里作出。该笔记只是编辑视角，并非关于 DDS 的史料。

历史研究中应分开四类常被庆祝叙事混为一谈的指标：创建的账户、实际使用服务的人、随时间获得资金支持的服务，以及用户握有的权力。DDS 的早期记录写下了一个吸引人的公共入口，也记录了项目从短期试验迅速转成持续运营机构的过程。它同样提醒我们，“居民”不足以描述治理关系。数字城市可以提供相聚之处，却不给用户市议会、预算表决权，或管理那扇城门的机构控制权。

资料来源： Com-Net ’94 论文 “The Digital City”；van Lieshout, “Configuring the Digital City of Amsterdam”；Egbert Dommering, “Digitaal leven”（1994）；DDS 十周年回顾：财务；DDS 3.0 项目记录；荷兰国家图书馆 De Digitale Stad 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