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AFRINIC-2会议报告把中部非洲竞选称为第5席位，并称 Didier Kasole 为主职董事、Gaetan Bouraga 为候补；但2005年会前章程快照及官方选举程序都规定第5席位属于印度洋地区、第6席位才属于中部非洲。两套官方记录的冲突必须同时保留，不能在没有同期签署结果或更正文件的情况下擅自“修正”。
  • 官方提名页列出五名中部非洲候选人，但封印资料中没有任何人的2005年得票数，也没有合格组织名册、实际选民、投票总数、法定人数证明、代理投票台账或签署的计票表。2004年出现的32名合资格者、30名投票者、29票和一次弃权只能作为创设期对照，绝不是2005年数据。
  • 2005年的规则较创设期出现了规范化迹象：仅凭支持信参与的路径不再出现，正式会员须在财务上状态正常，两个一年期创设席位也进入2005—2008年的三年任期。但程序仍保留既有LIR/ISP加AFRINIC RSA的过渡通道，把“候选人”列入含义不清的投票资格条件，并在代理批准时限上与章程发生24小时和48小时之争。因此，能够证明的是规则层面的部分过渡，而非已经完成、可审计的纯会员选举。
  • 这次表决能够产生的最强权力，是AFRINIC章程下的内部董事与候补职务。AFRINIC负责号码资源唯一性账簿与服务协调；其会员票、地区标签及ICANN认可都不会使其获得警察、检察、司法、主权处罚或代表中部非洲所有国家、运营商和用户的公共权力。

马普托会场里，最重要的是没有出现的那张表

AFRINIC称，第二次会议于2005年4月26日至27日在莫桑比克马普托的TDM Centre举行，参与整场活动的人数超过100。董事换届被安排在年度会员大会的议程中。会议报告给出了中部非洲主职和候补人选，却没有附上一张最基本的结果表：谁有资格投票、多少组织实际投票、每名候选人得到多少票、是否有弃权或无效票、谁持代理文书、法定人数如何计算、计票人何时签字，都不见于封印公开记录。

这使2005年的中部非洲竞选成为一种很特别的历史对象。它并非完全无记录：日期、地点、候选名单、规则文本以及两名任职者都能找到相应的机构记录。它也并非可以凭“官方报告”四个字被完整重建：报告没有公布的数字，研究者不能替报告补上；不同文书发生冲突时，研究者也不能挑一个顺眼的编号，把另一个悄悄删掉。

因此，审计的起点不是判断选举“有效”或“无效”，而是先拆开五件经常被混成一件事的东西：适用规则、合资格名册、实际投票者、计票结果、由结果产生的职权范围。2005年的公开资料对第一项提供了相当多文本，对第五项能从章程划出边界；但对中间三项——具体名册、实际参与和可复算计票——留下了显著空白。任何把这五层压缩成一句“地区共同体选出了代表”的叙述，都会把制度意图写成未经证明的事实。

一个地区，两套相反的席位编号

编号冲突是这场竞选无法绕开的核心事实。2005年4月4日的章程网页快照，即会前约三周可见的版本，把六个次区域席位逐一编号：第5席位是印度洋地区，第6席位是中部非洲。AFRINIC发布的2005年选举程序也采用同一映射，并说明这两个创设期的一年任期需要在2005年同时换届，之后进入2005—2008年的三年周期。

AFRINIC-2会议报告却把两者反了过来。它在结果部分把中部非洲称为第5席位，把印度洋地区称为第6席位。本文沿用“报告所称第5席位的中部非洲竞选”这一表述，是为了准确锁定报告里的研究对象，而不是承认它是章程意义上的第5席位。若讨论规范性席位身份，章程和选举程序都指向中部非洲第6席位；若讨论报告实际上写了什么，则必须承认报告写的是中部非洲第5席位。

这不是文字游戏。席位编号连接着任期、地区轮换、提名、候补和董事会历史记录。地区名称与任职人能相互印证时，我们可以安全地说AFRINIC报告了“中部非洲”的主职与候补结果；编号彼此冲突而同期签署结果缺席时，我们不能安全地说已经找到了“章程第5席位”的中部非洲认证结果。后一个说法会在一句话内把章程的地区映射和会议报告的结果标签拼接成一个从未出现在任何单一文书中的新事实。

封印资料没有发现同期签署的结果表、更正通知或董事会会议记录来解释这次倒置。可能是报告书写错误，可能存在未公开的内部编号习惯，也可能有其他已经遗失的文书；但这些都只是可能性。证据纪律要求保留冲突，而不是替历史挑选解释。可以确认的是地区层面的任职结果，不能确认的是一个无争议的、按章程编号认证的席位结果。

五人名单能够证明什么

AFRINIC的归档提名页列出五名中部非洲候选人：

候选人 提名页所列机构 提名页所列国家或地区标签 封印记录中的结果状态
Didier Kasole Rukeratabaro Roffe Hitech DRC AFRINIC报告为主职
Jules Albert Ngamba CAMTEL Cameroon 结果报告未说明
Motumbe Pierre Kasengedia Motumbe University of Kinshasa / Vodacom DRC 结果报告未说明
Mohammed El Bashir Sudan Internet Society “SIS” Sudan 结果报告未说明
Gaetan Bouraga GABON TELECOM GABON AFRINIC报告为候补

名单本身是一项有价值的事实。它显示这场中部非洲竞选不是只有一个名字：页面列出五名候选人，带有四种公开国家标签，其中DRC出现两次，其余三个标签各出现一次。按名单条目计算，DRC标签占五分之二，即40%。但这个40%只描述候选页的构成，不是国家配额、选票份额、选民地理分布，也不能证明这四个国家代表了当时AFRINIC所称中部非洲的全部范围。

候选人陈述同样必须按来源属性理解。Didier Kasole称自己在2004年当选，并以机构运行初期的延续性、能见度和进展为竞选理由；Jules Albert Ngamba把自己描述为CAMTEL的LIR经理，希望加强中部非洲对互联网资源政策的参与；Motumbe Pierre Kasengedia Motumbe提及其董事经历、学术工作、Vodacom工程经历与互联网发展经验；Mohammed El Bashir提及Sudan Internet Society、Sudan Telecom、Open University of Sudan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经验；Gaetan Bouraga则提及互联网和宽带工程、.ga技术工作、RIR联系职责及交换点倡议。这些内容证明候选人或提名页面如此陈述，不自动证明每项履历、绩效或政策主张均经独立核实。

归档保管时间也限制了名单的证明力。现存提名页快照日期是2005年7月10日，晚于4月选举。它足以证明AFRINIC的官方页面后来保存了一份包含五个名字的中部非洲名单，却不是选举日使用的认证选票，也不能单独证明页面在提名前截止日或投票前已以完全相同内容公开。封印资料亦没有找到每份提名的时间戳回执、资格裁定或撤回记录。因此，对另外三名候选人最准确的表述是“出现在官方候选名单中，但结果报告未说明其票数、排序或处置”，而不是把他们分别称为第二、第三或落选者。

唯一可以确认的结果只有主职与候补

对中部非洲地区，AFRINIC-2会议报告确认了两项职务：Didier Kasole 为主职，Gaetan Bouraga 为候补。这也是本文对个人结果所能达到的最远边界。报告没有列出五人的得票，没有说明主职和候补是分别投票、依次排序还是采用其他方法产生，也没有给出胜差、门槛或计票公式。

“主职”和“候补”也不是同一种职务的修辞变体。章程中的候补安排是董事会连续性机制：在相关主职不能履职时，候补才具有相应投票作用。它是一项公司内部的条件性职务，不是第二个独立的地区公共授权。反过来，主职董事依据章程以个人身份履行职责，并以AFRINIC的最佳利益为准，而不是作为提名机构、所属国家或某个地理人口可以发指令的政治代表。

会议报告还把Gaetan Bouraga描述为董事会中唯一的新成员。这可以作为AFRINIC当时的记录加以陈述，但不能由此推断另外三名候选人的得票、退出原因或支持基础。留任与更新同时出现，确实支持一种合理的制度解读：会员或合资格参与者希望在技术注册机构刚进入正式运转时保留经验，同时让一名新候补进入董事会结构。然而，这种解读不能替代计票表。

一场选举可以在制度上真实发生，也可以留下不足以让后来观察者重算的档案。承认后者不是否认前者。这里的准确结论是：AFRINIC报告了职务结果；封印公开记录无法复现形成该结果的票数过程。

2004年的数字是一道必须封住的门

这项研究最容易犯的数值错误，是把2004年创设期选举的数据带进2005年。AFRINIC-1的相关记录曾报告32名合资格者、30名投票者；在当年的中部非洲竞选中，Didier R. Kasole获报29票，Pierre Mutumbe决定担任候补，并有一次弃权。那些数字属于另一场选举、另一套临时资格安排和另一项封印研究对象。

它们不能说明2005年也有32名合资格者、30张选票、29票或一次弃权。它们甚至不能直接给出组织层面的投票率，因为2004年的数字以“人”为报告单位，而2005年章程的普通基线则把会员设定为组织，并通过获授权代表或代理人行使权利。把30除以32所得的93.75%写成2005年投票率，会同时犯下年份错置、选举错置和计量单位错置三种错误。

2004年数字在本文只有一种合法用途：作为制度过渡的规则对照。当时的临时资格包括三条路径——持正式支持信的组织、带有既有注册机构或会员识别信息的LIR或ISP，以及完成会员流程并缴费的组织。五名出席的正式会员在七名正式会员中，据报以5比0同意扩大创设期选举的参与范围。它解释了AFRINIC起步阶段为什么存在非普通会员路径，却不证明这些人或组织在2005年继续投票。

因此，2005年的所有候选票数、投票总数、投票率和胜差都应保持“未知”。历史研究的完整性不表现为表格里每格都有数字；有时，它恰恰表现为拒绝用邻近年份的数字填满空格。

从创设期走向会员制：不是干净切换，而是部分规范化

2005年章程提供了普通公司选举的基线。会员资格属于组织而非个人，有效会员资格与费用状态相关；会员在年度会员大会上选举董事；组织通过获授权代表行使会议权利，也可以在符合要求时使用代理。章程规定，大会开始时的法定人数为两者中的较小者：有权投票数的30%，或20名亲自或通过代理出席的会员。

如果只有章程，2005年可以被描述为一次相对清楚的组织会员选举。但AFRINIC发布的2005年选举程序加入了更多路径。它首先列出已经完成会员表格并在AFRINIC账簿中财务状态正常的正式会员；随后又列出在ARIN或RIPE NCC体系中运营、已经签署AFRINIC RSA并具备注册ID和会员ID的既有LIR或ISP；它还把候选人列入投票标准，并允许经批准的代理参与。

与2004年相比，这确实有规范化变化。最宽松的“正式支持信”路径不再出现在2005年公布的程序中；正式会员的财务状态被明确；既有运营者的过渡路径也被收窄到带RSA与识别信息的条件。与此同时，过渡并未变成可证明的纯会员制：LIR/ISP桥梁仍然存在；“只有组织”可以投票的段落中又出现“候选人”条件，却没有说明候选人身份是否独立产生一张个人选票；实际选民名册又没有留在公开记录中。

所以，最稳妥的连续性判断只能落在规则文本，而不能落在实际选民构成。规则表明，AFRINIC从创设期的临时扩大参与，向财务状态明确、合同关系更清楚的会员治理移动；规则也表明，机构仍在用桥接条款照顾从其他RIR服务关系转入AFRINIC的运营者。我们不知道最终投票者分别通过哪条路径取得资格，更不知道候选人条款在现场如何解释。把这种过渡写成“2005年已完全实现普通会员专属投票”，证据不足；把它写成“与2004年完全没有变化”，同样忽视了支持信路径的消失和财务要求的明确化。

代理时限与选举委员会：文本内部也没有完全合拢

2005年选举程序自称不取代章程，并应与章程保持一致。但在代理安排上，二者出现了可以直接观察的冲突。章程要求经认证的代理文书在大会前48小时提交；选举程序则写明代理至少在选举前24小时由CEO批准。公开记录没有告诉我们现场适用了哪一个时限、是否存在代理、是否有人在24至48小时之间提交文件，也没有留下CEO的批准决定。

因此，这项冲突不能被写成已发生违规。没有代理台账，就不能假设有人利用较短时限；没有完整公司档案，也不能排除另有解释、补充规则或处理决定。能说的是：一份从属程序与治理文书在文字上不一致，而现有材料不足以判断这种不一致是否影响了任何实际选票。

选举委员会也有类似的文书差异。程序说明委员会应由一名董事会任命者和两名社区志愿者组成，按这个描述合计三人；同一页面却列出四个名字：Yaovi Atohoun（主席）、Mark Tinka、Sunday Folayan和Adiel Akplogan。资料中没有找到任命文件，也没有解释第四人的类别或委员会是否后来扩编。

同样，四个名字与三个角色的差异是审计发现，不是行为不当的证据。若要对其制度意义作出判断，需要看到正式任命、职责分工、会议记录和计票签名。缺少这些材料时，研究者只能记录不一致，不能把文本异常升级成舞弊指控。

“超过100人参加”不是投票分母

会议报告称整场AFRINIC-2活动有超过100人参加。这个数字有助于理解会议规模，却不能用于计算选举投票率。技术会议参与者可能包括会员代表、候选人、工作人员、演讲者、观察者、运营者或其他来宾；而选举资格取决于组织身份、费用、合同或程序路径及代表凭证。出席会议、进入会场、成为候选人、代表一个组织、持有代理和投出被计算的选票，是六种不同状态。

章程法定人数公式也不能靠“超过100人”代入。公式需要知道有权投票的总数，并知道大会开始时亲自或通过代理出席的会员数。封印资料两项都缺。于是，我们既不能说法定人数已经达到，也不能说没有达到。会议热闹程度不能替代法律和程序上要求的分母。

这一区分直接关系到合法性叙述。若把所有到场者都称为选民，机构会显得拥有广泛的群众授权；若把所有技术从业者都视为会员，又会抹去正式组织、合同关系、财务状态和代表授权的边界。相反，过度怀疑也不严谨：名册没有公开不等于当时内部绝对不存在名册，只说明封印公开记录无法让外部读者核验。

2004年LIR统计解释了配对背景，却解释不了编号倒置

AFRINIC归档页面展示的2004年次区域LIR统计为：北部52、西部46、南部26、东部20、中部2、印度洋2，合计148个显示条目。中部和印度洋合计4个条目，占148个条目的约2.70%；每个地区各占约1.35%。选举程序称席位编号参考了2004年的会员统计，而原始归档页面自身使用的名称却是“LIR Statistic”。

这组数字可以说明为什么中部和印度洋被视为最低数量的一对，并共同进入最后一组轮换。它不能证明这些条目就是正式会员名册，不能成为2005年选民分母，更不能说明每个LIR有多少票。尤其重要的是，两地都显示为2，公开材料没有给出平局内部的排序办法。因此，统计不能解释为什么章程把印度洋排为第5、中部排为第6，更不能为会议报告的反向写法提供事后合理化。

候选名单的五人和印度洋名单的两人合计七名，也只是一项名单数量事实。候选人数与地区LIR统计之间不存在公开证明的比例关系。不能据此推断中部非洲“竞争更激烈”，也不能把候选数量当成地区会员规模或选民参与度的代理指标。

一年任期结束，三年任期开始

2005年选举最清楚的制度功能，是完成创设期轮换。官方选举程序称，第5和第6席位在2004—2005年先承担一年期，以形成错开的董事轮换；2005年换届后，两席进入2005—2008年的三年期。这意味着机构在任期设计上完成了预定过渡：不再为创设时点临时延长同一短周期，而是把这一对席位纳入普通的三年节奏。

该换届又发生在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窗口。2005年4月8日，ICANN董事会在IANA评估报告之后认可AFRINIC为区域互联网注册机构；不到三周，AFRINIC-2在马普托举行。认可记录可以证明ICANN在全球号码资源协调体系内确认了AFRINIC的RIR服务角色，也说明此次换届是认可后的首次第5/6席位更新。

但外部认可不改变内部选举规则，不认证谁在4月27日投票，也不补上计票表。它更没有把公司董事选举转化为公共法上的地区大选。协调体系中的承认，是对注册服务角色和过渡条件的机构行为；选举合规性要回到AFRINIC章程、程序、会员记录和会议材料判断；国家强制权则仍属于有权的公共机构。三者不能因时间相近而合并。

最强的正面解释：连续性与更新并存

对这场选举最有力的正面解释，不应被轻描淡写。AFRINIC刚从脆弱的创设阶段进入正式RIR运行，创设时正式会员数量有限，临时扩大参与有现实理由。到2005年，仅凭支持信的路径已经消失，正式会员须保持财务状态正常，既有LIR或ISP需要AFRINIC RSA和识别信息，选举委员会与代理制度也提供了行政框架。两个最小统计地区被配对轮换，主职与候补的设计降低了人员不可用造成的连续性风险。

中部非洲候选页又列出五名候选人和四种国家标签。AFRINIC报告保留了有创设期经验的Didier Kasole，并把Gaetan Bouraga描述为董事会唯一的新成员。按这种解释，选举不是毫无结构的临时表决，而是在组织初期同时追求经验连续与人员更新的一次理性巩固。

NRS在后来关于AFRINIC选举的文章中，把此类选举称为稳健、民主，并强调参与、透明计票和结果宣布对合法性的作用。这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肯定性框架：内部选举如果资格清楚、竞争真实、计票透明、结果可问责，确实可以在组织边界内产生强有力的治理正当性。

然而，NRS的页面写于远晚于2005年的时期，它能证明NRS如何主张AFRINIC选举的价值，不能证明2005年具体有哪些组织投票、票数如何分配。尤其是“所有利益相关者”之类的宽泛措辞，不能反向替代当年的章程、选举程序和凭证。最强正面解释与证据批评并不矛盾：2005年可能是合理的内部巩固，同时仍然缺少今天复核其选民和计票所需的公开材料。

这场选举的授权终点在AFRINIC内部

即使假设资格、代理、法定人数和计票全部符合当时适用规则，选举所产生的仍是AFRINIC的公司内部职务。会员可以依章程选举董事，董事会可以管理机构事务、促进会员决议、任命执行负责人、制定运营指引并维持服务连续性。这些权力真实存在，也会影响预算、会员服务、合同、资源分配指引和登记账簿的可靠性。

但真实的公司权力不等于主权。AFRINIC协调IP号码资源的唯一性账簿及相关服务，它不是警察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也没有因为内部选举、地区席位名称或ICANN认可而取得面向整个非洲的主权处罚权。会员组织的代表或有效代理最多代表其组织投票；候选人的国籍或国家标签不会把他变成该国政府的授权代表；一个中部非洲席位也不会自动代表该地区所有国家、运营商、资源持有者和终端用户。

章程本身支持这种边界。董事以个人身份服务，并以AFRINIC的最佳利益为职责指向，而不是接受提名组织或地区选民的指令。这意味着“地区席位”主要是一项董事会构成和连续性设计，可以增加地域多样性，却不是公共政治代表制。公共法律权力仍来自有权的国家机关、立法机构、监管机构和法院，而不是注册机构在会议室里完成的一次表决。

Heng Lu的相关论述把这一界线概括为账簿协调与主权之间的区别：服务地区不是一个自动形成的人民共同体，私人会员选出的董事会仍是私人机构的董事会；会议参与和内部共识不能自行制造公共授权。LARUS则强调一种实际风险：号码资源的稀缺性、运营依赖、合规语言和“社区”叙事，可能把账簿与唯一性协调功能逐渐包装成更广泛的治理权。两者都是有归属的分析框架，不是2005年票数证据；其价值在于解释为何授权范围需要与技术影响力分开书写。

为什么运营者仍应关心一场“仅仅内部”的选举

“内部”不等于“不重要”。网络运营者和资源持有者依赖登记数据、合同流程与服务连续性。董事会对预算、组织能力、服务规则和运营指引的决策，可以沿着资源申请、记录维护、合规成本、路由连续性与争议处理等路径产生经济影响。一个形式上边界有限的公司，可能因技术系统的依赖关系拥有显著的事实杠杆。

这正是为什么选民边界和档案质量值得审计。如果少量或构成不明的内部选民被修辞上等同于整个地区，董事会决策会获得超过其证据基础的代表性外观。能够负担差旅、熟悉流程、维持会员或合同状态的参与者，可能比无法持续进入会议和规则讨论的受影响方拥有更直接的话语渠道。这种参与差异不证明2005年结果无效，却提醒读者：运营影响、内部投票权和公共授权是三个不同维度。

反过来，把AFRINIC的角色夸大成主权机关，也会伤害注册协调本身。当账簿维护被赋予惩罚或政治裁决期待时，技术记录容易承载其制度来源无法支持的冲突；运营者难以分清合同后果、服务管理与公共法律责任；董事会也可能被要求解决只有法院或监管机关才有权解决的问题。保持边界不是削弱AFRINIC，而是让其技术职能在可解释的权限内运行。

后来的董事历史没有消除矛盾，反而增加了一层

AFRINIC当前董事历史页把Gaëtan Bouraga与Pierre M. Kasengedia的任期都列为2004—2008。这个后来维护的名单，与两项较早记录并不顺畅衔接：2004年报告把Pierre Mutumbe列为中部非洲候补；2005年会议报告又把Bouraga称为董事会唯一的新成员。

公开材料无法判断后来的历史页是日期错误、把不同形式的候补服务压缩进一个区间，还是反映了某项尚未找到的中途任命。任何一种解释都需要额外文书支持。因此，本文既不把Bouraga的开始日期擅自提前到2004年，也不修改2005年会议报告的候补结果。可以同时陈述的是：较早报告如此记载，后来的董事历史如此列示，而三者在公开记录中尚未调和。

这也是档案治理的重要教训。历史名单看起来比会议报告更简洁，但简洁往往来自压缩；一旦压缩隐藏了主职、候补、任命和选举之间的区别，它就不能独自承担精确的职权链证明。对关键岗位而言，年度区间名单应当与签署结果、任命文件和离任记录相互链接，而不是要求后来读者从冲突页面中猜测。

文书保管决定了我们能说多肯定

证据强度不仅取决于文件是否“官方”，也取决于它何时形成、如何保存。章程的现存快照日期为2005年4月4日，处于会前，因而对当时公开的规范文本有较强证明力，但它不是加盖印章的公司备案，也没有附修订登记。选举程序的现存快照来自2006年1月16日，提名页快照来自2005年7月10日，两者都在事件之后；它们证明官方页面后来保存了相应文本，却不能完全证明投票前页面的精确版本状态。

会议报告的可取版本来自2021年的网页存档，而PDF元数据显示文件于2012年创建并在后来修改。它是AFRINIC对会议的回顾性机构记录，不是2005年现场签署的会议纪要。到2026年8月10日证据截止时，计划指定的AFRINIC-2规范PDF地址返回404，存档副本仍可访问。死链不使文件内容自动失效，但会削弱原始保管链的可见度。

官方文件最擅长证明的是有关机构记录、要求、认可或宣布了什么。ICANN的决议证明ICANN完成了认可行为；AFRINIC的会议报告证明AFRINIC报告了两名任职者；提名页证明AFRINIC页面列出五个名字。它们并不因为带有机构标识，就自行证明遗漏的选票、争议规则的合法解释，或关于广泛公共授权的主张为真。

可确认、不可确认与不应推断

把证据整理为三个层次，可以避免结论在叙述中悄然膨胀。

可以确认的事项包括：AFRINIC-2在2005年4月26日至27日于马普托举行；董事换届涉及中部非洲与印度洋两个配对地区；中部非洲提名页列有五人；会议报告在其“第5席位”标签下把Didier Kasole列为主职、Gaetan Bouraga列为候补；章程和选举程序却把中部非洲定为第6席位；两个席位按计划从2004—2005年的一年创设任期进入2005—2008年的三年任期；2005年规则相较创设期取消了支持信路径，但保留了过渡桥梁与若干含义不清之处。

不可确认的事项包括：五名候选人的票数、胜差和排名；合资格组织总数；实际投票人及其代表机构；候选人是否凭候选身份独立取得选票；代理是否使用及适用哪个时限；投票总数、弃权和无效票；大会开始时的法定人数；提名通知是否完全合规；选票保管、计票人签名与异议处理；哪个同期文件最终解决了第5和第6席位的编号冲突；Gaetan Bouraga准确的履职起始时间。

不应推断的事项包括：超过100名参会者就是选民；2004年的32、30、29或一次弃权在2005年重现；五名候选人的国家标签构成整个中部非洲的政治代表；ICANN认可等于对会员大会选举的认证；AFRINIC董事会因管理号码资源而获得公共处罚权；记录缺失本身就证明舞弊或选举无效。

这三个层次共同导向一个审慎但并不含糊的结论。2005年换届在任期轮换上完成了明确的制度转段，在选举资格上表现出部分规范化，在地区层面产生了AFRINIC所报告的主职和候补人选。但它没有在现存公开档案中留下一个可重算的选举，也没有留下一个可以消除第5/第6席位倒置的认证结果链。

结论：保留矛盾，比制造整齐更接近历史

报告所称第5席位的中部非洲竞选，最安全的名称就是“报告所称第5席位”。它提醒读者：章程与选举程序所称的中部非洲席位其实是第6席位。Didier Kasole可以被确认是AFRINIC报告的主职，Gaetan Bouraga可以被确认是AFRINIC报告的候补；其他三名候选人的最终票数与排序不能确认，五名候选人的所有2005年得票均未知。

把这场选举解释为一次内部连续性建设，有事实基础。它让两个短期创设席位进入三年轮换，取消了2004年最宽泛的支持信路径，强化了正式会员的财务条件，也同时保留经验与引入新人。把它解释为已经完成、纯粹而透明的会员民主，则超出了证据：LIR/RSA桥梁、候选人条款、代理时限矛盾、委员会人数差异以及缺失的选民和计票台账都要求保留限定语。

最终授权同样清楚而有限。这次表决可以为AFRINIC内部职务提供依据，不能代表中部非洲所有社会主体，更不能把号码资源账簿协调者变成拥有主权处罚权的机关。对历史负责，不是替文件冲突找一个未经证明的圆满解释，而是把规则、名册、计票、职务和公共权力逐层分开，让确定性止于证据真正能够到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