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AFRINIC原定6月19日公开章程修订草案，并在6月28日至7月17日就草案征求意见。
  • 截至8月10日事实冻结时，已经过去52个完整日；在限定核查的公开页面和公告记录里，未能识别草案、逐条对照、意见处理矩阵、影响评估或替代时间表。
  • AFRINIC把日期称为“指示性”安排，并把最初的意见截止日延长了7天。因此，公开记录缺口本身不能证明违法、隐瞒，也不能证明某份内部或未被索引的草案根本不存在。
  • AFRINIC称，现任董事会在Receiver同意下组建六人委员会，并以同样方式任命主席；但委员会职权书明确写明其意见不具约束力，最终修改须由成员大会批准。
  • 真正的成员控制不在“参与”标签，而在于成员能否及时看到具体文字、旧新条款差异、每项意见如何处理，以及谁依何种权力把文本送交表决。

52天的空白发生在最关键的一步

章程咨询通常先收集问题，再把问题变成条款。前一阶段允许成员描述危机：董事会失去法定人数怎么办，选民名册如何纠错，提名争议由谁复核，Receiver何时退出，临时权力怎样交还。后一阶段才让成员检验解决方案是否真的限制权力。

AFRINIC在4月给这道转换设定了清楚日期：5月26日至6月15日完成第一轮起草，6月19日公开草案，6月22日至26日在AIS周介绍，6月28日至7月17日对草案开放评论。之后才是第二轮修订、8月28日最终报告和9月特别成员大会。

本次核查冻结于8月10日。直接保存的两封AFRINIC公告邮件仍写着6月19日。被索引的咨询页也仍展示原时间表；委员会页面展示的是职权书。限定记录没有给出可识别的草案链接、签名版本、2020年章程红线对照、意见清单、逐项回复或新的下游日期。

这不是对互联网全部角落的断言。AFRINIC主站在限定的直接请求中发生SSL连接超时。草案可能存在于内部、曾向有限对象流转，或位于未被索引的地址。新闻事实只到这里：在承诺的公开路径上，成员无法重建“收到意见—形成文字—公开修改”的链条。

延长7天，不等于后续日期可以无声消失

AFRINIC最初把第一轮意见截止日定为5月10日，后来延至5月17日。多给成员一周可以是合理决定，也可能迫使分析和起草顺延。

但延期通知没有说明6月19日是否保留，也没有发布替代日期。记者不能擅自假定所有后续步骤原封不动，更不能自行把每个节点顺延7天。能够确定的，是机构没有在已识别记录中解释这7天如何影响后续安排。

“指示性时间表”意味着可以调整，不意味着无需说明。若法律审查需要更多时间，可以公布原因和新日期；若意见量超出预期，可以发布进度报告；若委员之间仍有分歧，可以描述议题而不泄露受保护的法律意见。委员会职权书本来就要求向成员沟通阶段和最终成果。

8月28日最终报告和9月步骤在冻结时仍属未来，本文没有把它们写成逾期。缺口集中在6月19日，因为没有草案，原定截至7月17日的“对草案评论”也无法从公开记录中验证。

谁任命委员会，谁就负有更高的记录责任

AFRINIC在3月2日公布六名委员：Khaled Khelifi、Oluwaseun Ojedeji、Andrew Alston、Landry Mexent Lingombe、Mike Silber和Simon Balthazar。AFRINIC称，董事会在Receiver同意下组建委员会，并同样在Receiver同意下任命Mike Silber为主席。B. Radhakissoon、Kishna Dhondee和Guylaine Laiyra组成秘书处。

这些姓名说明组织责任，并不构成对任何个人不当行为的指控。重要的是权力结构：委员会由董事会设立，委员和主席由董事会任命，秘书处提供支持，报告交给董事会，最终建议再由董事会准备提交成员。

职权书同时规定，委员会不是决策机构，建议不具约束力；正式修订须由成员大会批准。因此，Receiver的同意不能自动变成永久宪制授权，六个次区域的席位也不能自动证明全体资源成员已经授权草案内容。

Heng Lu关于代表性的note在这里提供了审查方法：区域标签可以说明构成，却不能代替委托；会议可以说明有人参与，却不能证明参与者能改变结果。谁掌握草案、版本历史和意见回复矩阵，谁就掌握成员最终能选择什么。

AFRINIC自己的职权书已经列出应公开的证据

外部批评者不必另造标准。委员会职权书要求建立机制，使提交内容和来源可公开获取；要求公共报告说明如何处理输入；要求每项修订具有理由、论证和影响评估；要求清楚标注干净版本，并在成员大会前进行利益相关方验证。

若按这一标准执行，完整文件包至少应包括：

  • 有签署、日期和版本号的草案；
  • 与2020年现行公开章程逐条对照的红线版本；
  • 全部提交意见及合法的保密例外说明；
  • “接受、拒绝、修改”的逐项回复矩阵；
  • 重大条款的法律和运营影响评估；
  • 委员会决策方式、异议和利益冲突记录；
  • 董事会决议及Receiver同意所依据的文件与范围；
  • 修订时间表、成员通知、合资格选民快照、表决分母和最终结果。

这些不是网页装饰。若章程要重新安排紧急权力、董事会法定人数、选举和交接，文字发布得越晚，成员越容易从共同制定者退化为只能对成品说“是”或“否”的观众。

权力争议尚未结束，流程就更不能靠头衔自证

AFRINIC现任董事会3月12日的更新承认，Receiver仍在等待正式解除；有人已向法院申请否定2025年9月当选者的任命；Receiver解除申请也在等待判决。AFRINIC被索引的案件清单继续把相关治理案件列为进行中。

NRS的立场更强硬：它不承认这些人仅凭选举公告和公司登记就取得有效董事会权力，并要求每项重大行动都出示董事会决议、授权、Receiver指令和法院命令。这是NRS的法律主张，不是本文可以替法院作出的最终裁判。案件进行中也不意味着每一项董事会行为当然无效。

但争议确实提高了证据门槛。若董事会认为自己有权推动修宪，就应公开权力来源；若Receiver表示同意，就应说明同意的法律工具和界限；若委员会只是顾问，就应让版本记录证明最终文字不是借委员会名义在别处决定。

反事实并非停止改革。AFRINIC危机已经证明，旧规则对空缺、选举、成员资格、临时控制和正常交还准备不足。正确的替代方案是立即公开草案、对照、回复和新日期，让成员在通知与投票把选择锁定前真正修改文字。

一旦这些材料出现，新闻结论就应更新。本文不是预先否定任何新章程，而是指出：在8月10日的证据边界内，AFRINIC已经获得“启动透明改革”的声誉，却尚未给出让成员审计这项改革最核心的文本。

延伸阅读可参见BTW Research：AFRINIC危机前的章程与尚未完成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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